2015年方過，全球可以誇口經濟強勁成長的，卻只有區區幾個。所反映的因素很多，包括工業國家生產力成長偏低，經濟大衰退遺留的債務，以及對新興市場出口為重的成長模式的調整。
那麼，該如何抵銷需求疲軟的影響？理論上，低利率應促進投資，創造就業機會。但在實踐上，如果債務負擔意謂消費需求持續疲軟，新投資的實際回報可能會因此崩潰。
瑞典經濟學家維克塞爾（Knut Wicksell）在一個世紀前定義的中性利率（neutral real rate）—大略來說，就是使經濟回歸充分就業以及穩定通貨膨脹所需的利率—甚至可能是負的。這也說明了央行為何深受吸引於量化寬鬆這類非傳統的貨幣政策。但這些政策究竟能否刺激國內投資和消費，充其量也只有含糊不清的證據。
可以說，工業國家的成長潛力早在經濟大衰退之前便已下降。美國前財政部長桑默斯用後來廣為流傳的「長期停滯」，來形容總需求不足，成因在於高齡化人口希望減少花費，不斷增長的極富者卻很難再增加本來已很龐大的消費。
由此可見，這種遲滯成長的結構性因素需要結構改革：需靠刺激更多的競爭、參與和創新來提升成長潛力的措施。但是結構性改革總遇到既得利益的阻礙。正如時任盧森堡總理的容克爾（Jean-Claude Juncker）在歐元危機最高峰所言，「該怎麼做都知道；只是不知道做了之後怎麼連任而已！」
如果連先進國家都難以實現經濟成長，為什麼不屈就於較低的成長？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為了履行過去的承諾。在1960年代，各大工業經濟體向廣大公眾許下極大的社會保障承諾。此外，經濟成長是社會和諧的必要保障，因為那些可以隨時上街抗議的年輕一代必須工作來支撐對老一代人的承諾。如果技術變革和全球化代表一定程度的成長所能產生中產階級的好工作更少，那麼就需要更多的成長，來防止所得不均繼續擴大。
最後，還有對通貨緊縮的恐懼心理，日本是最典型的例子，很多人以為決策者放任價格下跌、需求低迷和增長停滯的惡性循環，導致全面失控。
無論上述論證如何，通縮的幽靈一直縈繞著各國政府和央行，也因此工業經濟面臨左右為難的困境：經濟刺激措施既不管用，勾銷債務在政治上不可行，結構改革前期也很痛苦、各國政府無法輕易採納，面臨以上種種現實，推動成長的要務要如何並行不悖呢？
先進國家還剩下一個成長管道：藉由急進的貨幣政策讓匯率走低，從而促進出口。理想的情況下，靠先進經濟體支應的新興市場國家，會吸收這些出口，同時投資於本國的未來，進而推高全球總需求。但這些國家從1990年代的新興市場危機得到的教訓是，依賴外國資本來支應投資所需的進口物資是危險的。有鑒於此，不少國家在1990年代後期削減投資，保持經常帳順差，寧可累積外匯存底以保持本國貨幣的競爭力。
在現實世界中，社會保障的承諾，過度負債和貧窮不會消失，必須找到方法來實現永續成長。首先，應避免非傳統貨幣政策或持續干預匯率這類以鄰為壑的政策。
最重要的是，像國際貨幣基金（IMF）這樣的多邊機構應當行使自己的責任，藉分析並過濾研判每一項非傳統貨幣政策（包括持續干預匯率），來維護全球體系穩定。當前漫無體系，正把世界推向競爭性的貨幣寬鬆政策，到頭來對誰都沒有好處。發展自由貿易和負責任全球公民意識的共識，可為世界急迫的永續成長奠定基礎。
（作者Raghuram Rajan是印度央行總裁／編譯劉忠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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